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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《河南灾情实录》统计,1942年河南大旱所导致的饥荒中,死亡人数达300万人。直到1980年代,美国记者白修德的《中国的雷声》和晚年回忆录《探索历史——一个人的历程》先后被译介到中国,这场“抗日战争中最重大的灾难”才开始被一部分中国人知道。又到了2012年,电影《一九四二》公映,这段历史才算是“路人皆知”。

1943年2月1日,重庆《大公报》刊发了张高峰深入河南灾区的实地采访文章,原题《饥饿的河南》。总编辑考虑到当时的新闻环境,改标题为《豫灾实录》,即使这样,《大公报》同样被停刊3天。复刊后的《大公报》并没有停止对饥荒的报道,也正是《大公报》、《前锋报》等媒体的追踪报道,为1942年河南饥荒留下了历史的痕迹。

1992年,在《农民日报》工作的刘震云回到故乡河南延津县魏邱乡李恩村采访。他是应好友钱钢之约,为《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》一书写1942年的河南旱灾。在家乡的寻访中,刘震云遇到了郭有运老人。老人成了电影《一九四二》里范姓地主的原型:一家人上路逃荒,死的死散的散,两百多天后,只剩老东家自己。

1960-1961年,全国普遍处于饥馑状态,顾颉刚一家六口,也只能勒紧腰带过日子,虽然他是全国政协委员、民革中央委员,有古书古董可以变卖,能领到国家的补助,但要吃饱饭并不容易,他此时的日记里留下了大量对付吃饭问题的记录。

一九六零年,年轻的共和国遭遇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大饥荒,饥饿的浪潮席卷华夏大地,举国上下一个字“饿”。在我那一段尘封的记忆里,有一件我最不愿意,也最不敢触及的记忆。这就是那偷吃半个菜片片的故事。

从1971年小学毕业算起,至今已有42年。我不由得再一次提到她当年的一饭之恩。“是么?”她努力地想了一下,说:“我完全不记得了。”以一己之力,让自己的学生不致饿昏在课堂上,这样的事,老师一定做过无数次吧。

一天中午,拄根竹棍的七旬老人张科廷说自己吃不饱,哀求给他舀干点。我硬是从老人的缸子里舀出一瓢较干的,又添入一瓢清汤……老人低头含泪,默默离开。哪料到,第二天就传来老人咽气的消息——我可是老人弃世的直接推手啊!

大饥荒时,我不到5岁。但对村里饿死的三个族人记忆深刻,其中一个是我小妹精萃,出生才一个多月。小尸体当晚就被饿狼刨出来吃了,还把撕扯得血淋淋的碎尸、小衣裳的破布、破棉絮撒了一路。

卖儿鬻女,各不相顾,这还不算是最残忍的。古书中描述的“饿殍载道”、“人相食之”的炼狱场景就出现在了1940年代的河南。时任《时代》周刊驻中国特派记者的白修德在多篇报道中反复提到一个案例:有位年轻的母亲被指控把婴孩活煮了吃,但她分辩说是孩子先死了,才拿来烹煮的。在1942年,饥饿把人性都饿得疲惫了。

不满足于纸面化的历史叙述,一群从未体验过饥饿的“85后”回归乡村,重新挖掘半个世纪前三年困难时期的民间记忆。发现爷爷曾“作恶”后,郭睿并不伤心。“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,比拥有一个‘伟大的爷爷’要重要。”挽救记忆的同时,年轻人将触角从历史延展到乡村当下的环境、教育和空巢老人等问题中来。

三百年前老黄历,翻它有什么意思?可是历史的言说就是翻老黄历,翻开老黄历,看到如此血腥酷虐的历史图景,就知道后来一些事,如鲁迅所言乃“古已有之”。而建立其上的一些杀人理论,无论多么堂皇,承继的原本是一条路:造反杀人而后称王而已。

提到1942年饥荒时,不能忽略日军侵华的战争大背景:战争使得灾民北、东、南三个方向的逃亡路线受阻;战争使得铁路中断,只余洛阳以西一段,运力不足,救灾物资难以抵达灾区,灾民难以逃亡;战争使得人力、物力匮乏,救济能力下降……这些都是1942年饥荒河南死亡人口远超1920年饥荒的重要原因。

《一九四二》描述了抗日战争期间那场导致三百万人死亡的河南大饥荒,然而,中国近代史上,其实还有其他因天灾、人祸、政治、狂热所造成的饥荒,希望中国未来有更多的电影,为我们温故而知新。

国家工商总局2016年8月公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(征求意见稿),民用机场的餐饮消费问题备受关注,多家机场做出了“同城同价”的承诺,即商家所经销商品的零售价格,不高于同样品质品牌商品在市区的价格。您如何看待机场候机楼餐饮的物价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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